纳训 --- 著名阿拉伯文学翻译家

一、平凡的简历

1911 年,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 —— 孙中山 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也就在这一年,一个小男孩诞生在滇中通海县 纳家营 村的 回族 农民家庭,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当代阿拉伯文学翻译家的纳训。

纳训,名光政,字鑑恒,经名穆罕默德 · 努尔。童年在 纳家营 清真寺接受经书并授的 教育

九岁时,随堂兄纳光文赴昆明永宁清真寺接受经书并授的 教育 。稍长,入昆明明德中学学习。明德中学紧靠昆明顺城街清真寺后门,在今沿河路中段。该校以发扬 回族 文化 、培养爱国青年、知书达理、为祖国作出贡献为宗旨。在 1919 年新文学运动和 1922 年国民政府颁布新学制的形势影响下,一批省内外高等学校毕业的 云南 回族 青年,如杨士敏、李敏生、沙国珍等,高瞻远瞩,与 回族 著名实业家、社会名流马观政、马骢、马殿选、白亮臣等共同论证 “ 云南 回族 教育 之振兴发展问题 ” 。他们一致认为: “ 经堂 教育 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努力学习汉文,必须以改革为指导思想,以中阿并授为办学方针。 ” 遂由 云南 回教俱进会负责,振学社主办,成立了校董事会,推马骢为董事长,聘杨士敏为第一任校长,李敏生为中学部主任。 1926 年 云南 私立明德中学宣告成立,学校面向全省招生,男女兼收,中阿文互学,课程设置全部按照国家教学计划执行,并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义。至 1949 年,明德中学先后招收初中 10 个班,高中 2 个班的学生,毕业生都能以中阿文互译,成绩优异。可以说明德中学是 云南 现代阿拉伯语传播的摇篮。 1952 年 12 月 31 日 ,学校由国家接办,改名为 “ 昆明市第十三中学 ” , 1987 年 12 月 22 日 ,恢复原校名,称 “ 昆明市明德中学 ” 。

1934 年,纳训、林兴华、马俊武等 3 位品学兼优的学生,被母校明德中学作为第二批留埃的学生, 保送到已有一千多年 历史 的伊斯兰最高学府 —— 爱资哈尔大学深造。

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纳训,在埃及的十三年中,造就成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祖国抗日战争期间,留学开罗的纳训,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和反战爱国活动。

1947 年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担任明德中学教导主任、校长职务,在主持校务的同时,还兼任《清真铎报》的主编,并亲自撰写文章,鼓动民众争自由,反对内战为国家。

1951 年,调 云南 民族学院教导处工作,任资料组组长。

1955 年,调 云南 省文联,做翻译工作。

1960 年,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所从事翻译工作。

1989 年 12 月 27 日 ,纳训病逝于北京寓所,享年 78 岁,噩耗传出,世人悲痛。笔者过生日的喜庆气氛顿消,对远在京城的纳老前辈默默遥寄衰思,对纳老 1970 年大地震救灾的日子里,回家乡看望亲人时的音容笑貌还记忆犹新。

二、向外介绍中国文学名篇

纳训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期间,除了勤奋攻读必修课程外,还根据个人的兴趣特长,选定文学为主攻目标。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 文化 精神,让阿拉伯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增进中阿友谊。纳训将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将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 家鲁迅 先生的小说《风筝》、将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罗峰的《绝命书》、曹禺的剧本《雷雨》等中国古今文学名篇翻译成阿拉伯文,在埃及的各大报刊上发表,使中国文学走向了阿拉伯世界。

纳训留学期间,埃及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国家,遭受苦难蹂躏的埃及,反帝浪潮日益高涨,人民群众的多次反帝起义被强大的外国势力所镇压。为了鼓励埃及革命家,启发埃及人民,纳训将我国因公所写的人物传记《 孙中山 先生的生平》翻译成阿拉伯文出版,介绍辛亥革命史和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引起了埃及人民的兴趣,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在埃及人民赶走殖民主义者,直到 1956 年 7 月收回苏伊士运河权力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三、我国第一位《 一千零一夜 》阿文直译家

一千零一夜 》是一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世界文学名著,由最初口头传达,到 1450 年定型成书,经历了七、八百年之久,它也是一部集波斯、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故事等东方故事大成的民间文学巨著,中世纪东方诸民族的 生活 画面,乃至思想情趣、理想追求、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喜好厌恶等,都能在这些故事中得以体现。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表现方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原始形态。

一千零一夜 》这部记载着阿拉伯几个世纪的社会变迁,闪耀着阿拉伯文明光芒的世界名著,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为数可观的西方世界级知名大家,如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乔叟、莎士比亚、斯威夫特、笛福、狄更斯、斯蒂文森、凡尔纳,法国的拉伯雷、拉封丹、大仲马,德国的莱辛、歌德、格林兄弟、豪夫,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丹麦的安徒生等,其影响也波及到了音乐、电影和美术。

这部名著以波诡云谲、神幻怪异、变化多端、色彩斑斓、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数百年来吸引着全世界的读者,在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渔翁的故事、辛伯达七次航海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以及阿拉丁神灯的故事,更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 一千零一夜 》的部分故事由周桂笙于 1900 年第一个介绍给中国读者,以后,共有 16 种译本面世,但都是零散的,都是从英文、日文转译的。

在众多的翻译者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纳训在《 一千零一夜 》翻译上的 历史 性贡献。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纳训留埃时就开始了我国首次直接从阿拉伯文翻译《 一千零一夜 》,他采用最流行的巴格达版本,四十年代初,译成《天方夜谭》六册,每册十万至十二万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五册,同时还翻译了《古兰经的故事》、《阿拉伯名哲学家传》等阿文著作。其后的 40 余年间,纳训笔耕不辍,将毕生精力献给了《 一千零一夜 》翻译大业,成就卓著。

回国后,工作单位不断变动,翻译工作时断时续。 1954 年,纳训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后,提高了对《 一千零一夜 》名著翻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又把丢了十多年的译述工作重理起来。他不畏艰辛,不辞劳苦,根据艾博 · 安东尼校勘编辑, 1927 年贝鲁特卡苏利书店出版的五卷本重新将《 一千零一夜 》翻译成三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57 年 12 月至 1958 年 8 月出版,此书曾有三种开本不同的版本先后问世,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最流行的译本。 1977 年 12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该译本,三卷共 81.1 万字。 1980 年 9 月, 云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纳训翻译选编的《天方夜谭》( 37 万字), 13.5 万册。十年 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辍笔劳教遭惩罚的纳训,获得了平反,心情怡然爽朗,再一次重操旧业,雄心不减当年,夜以继日地伏案耕耘,弥补已逝的好年华,终于在 1980 年完成了《 一千零一夜 》的全部译稿,编为六卷本,实现了国家的宏伟规划,实现了中国读者历览《 一千零一夜 》故事全貌的梦想。 1982 年至 198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纳训的六卷本(共 230 万字)《 一千零一夜 》,这是中国唯一的、直接译自阿拉伯原文的全译本,这是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个创举、一座丰碑。

纳训倾注毕生精力而铸就的这一译著,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为我国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美味佳肴,使人们全面地了解到,《 一千零一夜 》是一部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讲的是古代东方某国国王山鲁亚尔和王后山鲁佐德的故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每夜娶一王后,翌晨即行杀害。宰相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其他女子,自愿嫁给国王。她用讲故事的方法,引动国王兴趣,因而未遭杀戮。此后,她夜夜讲述,故事一个接一个,一直讲了 一千零一夜 。最后,国王终于悔悟,放弃了残害女性的血腥暴行,愿与山鲁佐德白头偕老。《 一千零一夜 》的近 200 个故事中,贯穿着一条积极的思想主线,那就是对光明、幸福的美好 生活 的向往,对一切黑暗势力和丑恶现象的憎恶与痛恨,表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情趣和百折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

纳训对待翻译工作,认真负责,正如他在 1983 年写给《 云南 画报》首都来函中所说的, “ 翻译工作肩负着沟通学术、交流 文化 的使命,给读者提供精神食粮,也是为人民服务 ” ,在翻译《 一千零一夜 》时,他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其译文既注意保留原作风貌,语言上又考虑到中文的表达方式,书中大量穿插的诗句,韵味浓郁,文笔流畅,顺理成章,悦耳动听。笔者曾于 2000 年 2 月有幸目睹纳训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用 云南 文联稿纸亲手写的《 一千零一夜 》译稿原件,共 284 页。

纳训还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翻译了埃及童话家卡密尔 · 铿辽涅编写的《〈 一千零一夜 〉故事选》,初版印数 11 万册。应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选编了单行本《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其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经上海芭蕾舞剧团改编为芭蕾舞剧公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笔者去年曾看到过黎巴嫩 1996 年出版的阿拉伯文 4 卷本《 一千零一夜 》,很难读懂其内容意思,只能是略知一二,因为阿拉伯文语法、词法非常复杂,一词多义,多词一义,如果没有深厚的阿拉伯语功底,会把原文意思弄反,甚至闹出笑话。可见,纳训先生对阿拉伯文和中文的掌握程度是多么的娴熟,对两种语言文字的相互贯通,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纳训是我国第一位直接从阿拉伯文翻译《 一千零一夜 》的翻译家,他为中阿 文化 的交流与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的教科书、学生名著普及读本、文学作品、电视电影、广播、戏剧、舞蹈甚至连环画中都能看到《 一千零一夜 》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纳训的名字,也因此而传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纳训这个名字!

叶廷芳 1936 年 11 月生于浙江省衢县,曾入编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1956 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 1961 年留校任助教。 1964 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至今,一直从事现代德语文学研究工作。其间先后担任过《现代文学理论译丛》和《世界文学》编辑。 1983 年至 1993 年任外文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室副主任。 1993 年起任外文所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曾赴德国考察多次。为中国作协、剧协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会长、中国环境艺术学会理事;中国残联评议会副主任、中国肢残人协会副主席。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 —— 现代文学之父》;论文集《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以及其他论文数十篇;编著有《论卡夫卡》、《当代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20 世纪艺术精神》、《卡夫卡散文选》、《卡夫卡短篇杰作选》、《卡夫卡全集》、《世纪随笔金库》等;译著有《迪伦马特喜剧选》、《假尼禄》、《溺殇》等。

    熟悉叶廷芳的人都知道,他的学识丰富,又有文艺理论功底,不仅文采斐然,而且富有浪漫气质,四处寻找缪斯姐妹们(他新近出版的一部随笔集就叫《遍寻缪斯》)。在学术领域,他以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为主,虽然没有翻译过大部头的文学名著,翻译的数量也不算多,但他的名字却是与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紧密相连的。通过最早译介这两位著名现代德语作家,充分显示出叶廷芳的艺术慧眼和作为翻译家思想先导的勇气。

    尽管卡夫卡和迪伦马特在 “ 二战 ” 后的西方文坛早已是名闻遐迩,但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知道他们的人却寥寥无几。当时人们对西方现代派不仅陌生、神秘,而且心存疑虑。因为在刚刚过去的极左年代,卡夫卡和迪伦马特这类作家的作品,都被贴上 “ 颓废 ” 、 “ 病态 ” 、乃至 “ 反动 ” 的标签;少数几种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也只能作为 “ 反面教材 ” ,以 “ 黄皮书 ” 的面貌内部发行。早在 1972 年,叶廷芳在北京通县中国外文书店的仓库发现正被廉价清理的前民主德国出版的《卡夫卡小说集》时,就萌发了从德文翻译卡夫卡作品的念头,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无奈地搁置译书的计划。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他才有了机会实现自己的宿愿。他一边翻译卡夫卡作品,一边鼓起勇气写文章为卡夫卡 “ 翻案 ” 。只是依然心有余悸,以至当他在《世界文学》发表第一篇介绍卡夫卡的文章时,仍不得不用 “ 丁方 ” 的化名。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叶廷芳翻译卡夫卡和迪伦马特,多半出于自己的艺术嗅觉和爱好,那时还认识不到卡夫卡在德语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那么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自己研究工作的深入,使叶廷芳认识到卡夫卡是 “ 现代艺术的探险者 ” 。他所以迷上卡夫卡,还因为卡夫卡小说引起了他内心的强烈共鸣,即自己童年的遭遇,仿佛也像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 · 萨姆沙。不久,当他从著名文学批评家汉斯 · 马耶尔嘴里听说,卡夫卡的威望已超过被视为 20 世纪德语文学泰斗的托马斯 · 曼时,他深受启悟,决定调整原来的海涅研究计划,更加义无返顾地投身于卡夫卡的翻译和研究。他先后翻译过卡夫卡的小说、随笔、日记和书信;主编并参与翻译《卡夫卡全集》;他选编的卡夫卡各种选本多达十余种,他选编的卡夫卡研究资料集《论卡夫卡》一书尤具学术价值;他还为《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等多种译本写序;这些成果都广受好评,使他成为著译俱丰的卡夫卡研究专家。卡夫卡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不小,例如,作家余华读完卡夫卡小说后就曾感叹: “ 原来也可以这样写小说。 ”

    在当今中国,迪伦马特的剧本被频频搬上舞台,而最早引进他的也是叶廷芳。 “ 文革 ” 期间他在一家旧书店买到一本当年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 “ 黄皮书 ” 《老妇还乡》,看后很感兴趣。 1978 年,随着政治气候的回暖,他决心从原文即德文本翻译迪伦马特。他是迪伦马特作品德译中的第一人,也是唯一访问过迪伦马特的中国人。他选编并承担主要翻译的《迪伦马特喜剧选》,在戏剧界反响很大,不仅译文全部变成了戏剧脚本,而且经他的大力推荐,迪伦马特至少有 7 部剧作被搬上中国舞台,成为在中国上演率最高的外国剧作家之一(若论当代外国剧作家在中国的上演率,则迪伦马特排名第一),以至中国不少剧作家,都把迪伦马特视为现代戏剧艺术楷模。

叶廷芳深知文学翻译的艰难与奥秘。他说过,文学翻译是所有翻译中难度最大的一种,搞文学翻译的至少要过四道关:外语关(文学语言比其他语言更活、更难),知识关(文学涉及天文地理的各种学问),母语关(译文文学性的强弱就看你的母语功底),悟性关(文学中存在非理性因素)。他深谙翻译功夫不在文字转换、而要以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道理。在译迪伦马特剧作时,他诚心向各相关学科专家请教各种科学术语,而且对迪伦马特美学的核心概念 Paradoxon 一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推敲,还为此与哲学及美学界的朋友反复琢磨,最后定为 “ 悖谬 ” 。他对翻译书名也非常讲究,如把卡夫卡《美国》一书依据作者有过的原意改名《失踪者》,把《审判》改为《诉讼》等等。这样改绝非随心所欲或者标新立异,而是他潜心研究卡夫卡其人其文的结果。他坚持把 Hungerkünstler 译为 “ 饥饿艺术家 ” ,强调这是循着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思路,用卡夫卡的宿命 —— 精神饥饿 —— 来阐释小说的思想。他在翻译其他作家作品时,同样重视研究与思考。譬如,布莱希特的 Dasepische Theater ,以前被人译为 “ 史诗剧 ” ,他认为这个译名容易导致对布莱希特美学思想的整体误解,经过与其他同行的反复切磋,主张译成 “ 叙述剧 ” ,现已获得越来越多同行的认同。再如,布莱希特的 Die Dreigroschenoper ,他一反以往常见的 “ 三分钱 ” 、 “ 三角钱 ” 、 “ 三毛钱 ” 歌剧,而被他形神兼备地译为《三个铜子儿歌剧》。被冠以拉丁文标题、内容涉及一个私生幼儿不幸淹死的施托姆中篇小说 Aquissubmersus ,在他的笔下,也不再是《淹死的人》,而译成既古色古香、又能唤起悲悯的《溺殇》。这种重视研究和思考的治学态度,无疑值得提倡。